主旋律影视剧的三个周期

晓晓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觉得套用马克思的逻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倒着往上推，就先从《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说起。简单地说，正如张慧瑜曾说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是具有“主流大片”特色的主旋律影片。那么“主流大片”有哪些特征呢？而现在的官场小说中已经没有“好人”了，就是说在过去的反腐小说里，还是要反贪官，反个别的坏份子，到了现在的官场小说则全都是坏蛋。而在具有“主流大片”特色的主旋律影片中，经过大片化之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等一系列作品中，某种程度上，已经没有明显的“坏人”。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看《大决战》、《渡江战役》之类的主旋律影片，在塑造反面形象的时候是比较有特色的，有一些很经典的台词。例如蒋介石视察工作的时候，抓到了一帮在长江防线工事里打麻将的国军将领，然后蒋介石索性坐到麻将桌上和那些将领打了几把，一顿赢，然后大致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防线就交给诸君了。尽管这其中已经渗透进了那个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无意识，但是那个时候，至少国民党还是一个清楚的反面形象。那么，再看《建国大业》或者《建党伟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蒋介石和在上海打老虎灰头土脸的大公子蒋经国的对话。小蒋很愤青地说要收拾党国败类，然后他爹意味深长地说：反，亡党；不反，亡国。难。然后就是一片秋风萧瑟。这显然不是清晰的反面人物形象。另外，在镜头语言等技术层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说《建党伟业》里面，陈公博带着情人来开中共一大之前住宾馆的那组镜头，我看着十分眼熟，忘了是哪部好莱坞电影了，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抄袭，恐怕也是相当程度的“借鉴”了人家既有的成功桥段。比如说，陈公博带着情人坐电梯上楼的那组镜头，电梯在上升过程中，每到一层都有黄色的光芒晃在他们脸上，幽黑和昏黄交替的很有节奏，熟悉好莱坞电影语言的朋友都很好判断。后来他们进房间，隔壁又有枪响，偶遇凶杀案。这一系列惊悚镜头要交代的，就是陈公博缺席一大的原因。我们也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太负面的效果，那么吓人干嘛不跑啊？
从优点的角度说，坏人形象确实不像过去那么标签化了。这种转变，实际上相当程度还是借鉴了好莱坞式的话语逻辑，就是坏人也有人性，也有血有肉，所以国民党其实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那共产党为什么超越了国民党的不容易？恐怕目前的“主流大片”式的主旋律影片还不那么让人信服。
而《小兵张嘎》也好、《董存瑞》也罢，这些英雄人物形象的确立，有一个自我成长过程，而这个过程和从延安时期到十七年的人民性话语建构是同构的，也是让人信服的，它们当中的正反人物都是让人信服的，而现在恐怕真做不到。
顺着云雷刚才提到的思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主旋律是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主旋律就是一成不变的，好像一提到主旋律就是如何如何，主旋律内部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化层积的过程。
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一波变迁过程中，在面向好莱坞的院线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好莱坞类型的东西进入到了主旋律中，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主旋律中，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要倒推的第一个标的。
第二个标的，是世纪之交前后的主旋律。这个阶段的主旋律影视剧，正如刘复生和李玥阳的文章都曾提到的，长征题材特别多。一方面这是由于90年代初期《大决战》等把解放战争拍的太多了，另一方面这种题材也特别适合比较“妥当”的塑造毛泽东等伟人的形象。
那时候塑造伟人形象，比如像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基本上都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这样就淡化了关于他的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内容。因为在90年代，除了《大决战》等影片之外，“走下神坛”等一系列涉及伟人个人生活的图书在民间大热，所以在世纪之交主旋律影视剧就比较尴尬，因为过去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现在都知道了。所以在第二个标的范围内的主旋律影视剧都集中选择了长征题材，这个道理很简单，军事意义上的毛泽东就没什么争议了，尤其是长征，没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恐怕就没有陕北会师了。再加上9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戏说乾隆》等“戏说”电视剧，这一标的范围内的主旋律影视剧汲取了当时经过市场检验的一些艺术手法和桥段，所以尽管题材很有限，但是艺术上也还说得过去。
按照这个线索回溯，我要标的的第三个范围，就是《大决战》前后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它们差不多也是87年提出主旋律之后第一批应题的作品，相当于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源头。这一类作品套用现在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大历史、大情怀。主旋律中的“革命”往往只是局限于政党博弈或高层政治精英角力的层面，集中在诸如历史大潮浩浩汤汤，天下江山轮转那种调调，这一标的范围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影响很大，有点主旋律的原典的意味。像前两年的献礼剧诸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解放》等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以上，我想通过三个标的来区分一下主旋律的演化过程，来说明主旋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内部也有层积的过程。
也正是通过上述梳理，我还想来说明为什么主旋律是后社会主义的产物。就像刚才强调的，只有当一个乐章里有了其他声音之后，才需要强调主旋律。在改革开放之前，全称社会主义，没必要强调谁是主旋律，只需要明确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就可以了。主旋律的出现，恰恰是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就是何吉贤说的政党国家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正是因为政党的代表性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化，所以才需要在这个结构性变迁中申明哪是主旋律。1987年提出主旋律，随后拍摄《大决战》等影片，1993年中国电影就开始产业化改革了，直到2002年院线制彻底变成现实。因此，顺着政党国家化的思路，就比较好理解主旋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时代变迁。主旋律生产方式的变化，恰恰是深置在政党国家化这个历史脉络中的，在代表性的结构性转化过程中，文艺自然要跟着调整，只不过调整不是乱动，得有主旋律。尤其是在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这个阶段，主旋律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双轨制的产物，其功能有点像80年代的外汇券，起到了一个平稳过渡的作用，在市场话语和过去的革命话语之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缓冲带，中国影视剧的产业化改革，就是在这个缓冲带中平稳着陆，文艺领域的这一变化不过是这场大转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好理解，为什么主旋律会从《大决战》变成《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因为院线制产业化改革完成之后，已经不需要《大决战》式的表达，市场化的方式才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唯票房论是现在的主流话语，现在提一个电影、电视剧，第一条永远是票房和收视率，这种愚蠢的思维方式，就是唯GDP论的翻版。这套话语现在都成顺口溜了，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票房第二，若干年内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娱乐文化市场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可待挖掘，距离行业天花板还有很长距离，市场需要新的想象力。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可笑？真就有太多人信。
另外，也因为广电总局前两年有诸如限娱令之类的文件，说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不能过度娱乐化，所以资本只能选择抗战这种相对“安全”的题材，当然后果显而易见，过度生产的结果就是抗战神剧。正如刚才大家讲的，问题在于最初的主旋律在今天已经基本消失了，因为意识形态双轨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比较彻底的所谓后社会主义时代，在政党国家化的语境下，主旋律和商业化早已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了，主旋律可以大大方方的吸取各类成功的商业元素，因此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和当年的主旋律比起来已经不是一回事了。